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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石家庄丨承载历史使命的文件箱

发布时间:2022-08-17 07:13:08 作者:雷电竞官网入口 来源:雷火电竞官网首页

  从延安转战陕北到跟随党中央移驻西柏坡、进入北平,有两个文件箱一直跟随着任弼时。转战途中,无论是经历骑马乘船、风餐露宿、风雪交加,还是躲避敌人的狂轰滥炸、围追堵截,任弼时始终将这两个文件箱带在身旁,贴身保管,确保文件档案绝对安全、不落敌手。后来,任弼时又把收集、起草的土改调研报告、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电报文稿等诸多材料都保存于这两个文件箱中。

  任弼时曾使用过的木质文件箱,箱体正面用黑色毛笔书写的“史”字标记仍然清晰可见。

  任弼时曾使用过的铁皮文件箱,箱盖和箱体上装有长方形加厚锁扣,安装一把锁具会使它立刻化身为一个携带方便的“保险柜”。

  在西柏坡中央旧址任弼时旧居的寝室中,陈列着两个文件箱,一个为木质,另一个为铁质。这两个文件箱跟随任弼时从延安转战陕北后来到西柏坡,后又从西柏坡带入北平继续使用。木质文件箱长77厘米、宽37厘米、高49厘米,箱子表层刷有一层枣红色油漆,年代久远,漆面已显斑驳。在转战陕北途中,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保障领导人安全,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至今,木箱箱体正面用黑色毛笔书写的“史”字标记仍然清晰可见。铁皮文件箱长34厘米、宽32厘米、高33厘米,箱体刷有灰绿色油漆,外表平顺光滑,只是漆面斑驳脱落,有明显的补刷痕迹,箱盖和箱体上装有长方形加厚锁扣。铁皮文件箱较木质文件箱边缝密封好,结实、耐用、小巧,安装一把锁具会使它立刻化身为一个携带方便的“保险柜”。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向延安发起重点进攻。为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敌人所到之处,百般摧残。为保证各地档案文件安全,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要求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各机关经过整理、挑选后,将部分文件集中销毁,部分文件、档案指派专人保管。任弼时分管组织部、秘书处等工作,他特别叮嘱保管文件的工作人员要“负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急时彻底烧毁”。撤离事宜有条不紊地进行,任弼时将自己手中的重要放于文件箱上锁保存、随身携带,并做好准备迫不得已之时即刻销毁,确保文件不落入敌手。

  转战陕北期间,敌军紧追不舍,情况艰险。当时,方面收罗了大批电台通信专家和研究人员,甚至包括日本侵略军的专家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国专家,他们在南京和各战略地区都部署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无线电侦测机构和密码破译机构,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千方百计地侦测我党中央首脑机关及各级指挥机构的位置、驻地、行踪、作战意图、兵力部署等。在战争初期,由于保密不严,个别电讯机要人员违反工作纪律,致使多个野战部队遭受损失。针对这种情况,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研究了在战时情况下无线电通信保障和密码的保密问题,并审定了各种应急方案,严令各级军政首长亲自掌管,确保万无一失。任弼时在军委二局巡视工作时,还勉励同志们要把工作做得更好,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发挥创造性。

  即便如此,任弼时与党中央转战陕北时期,仍是险情频发。1947年6月,党中央的队伍在天赐湾生火做饭时,距天赐湾仅20多里的敌军出动,另一路军自南向北袭来,距天赐湾也仅有15里,第29军军长刘戡也紧追不舍,甚至还追查到三日前刚刚离开的王家湾,形势危急。此时,任弼时与党中央充分依靠当地军民,队伍驻扎原地不动,布置一个排在村东准备阻击敌人,另派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和敌遭遇,且战且走,把敌人引向西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与敌周旋、化险为夷。转战途中,无论是经历骑马乘船、风餐露宿、风雪交加,还是躲避敌人的狂轰滥炸、围追堵截,任弼时始终将这两个文件箱带在身旁,贴身保管,确保文件档案绝对安全。

  1947年11月,中央安排病情日益严重的任弼时到陕北的钱家河休养,这两个文件箱也被他安置在相对安静、宽敞的房间内。任弼时依然每天坚持读电报、阅文件。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到周围的30多个村子广泛调查,详细研究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研究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区别,阅读了《晋绥日报》《土改通讯》中的相关报道,查阅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历史文件。12月党中央召开会议时,任弼时就土地改革和整党问题做了重要发言,要求各地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分析了发生“左”的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党中央将这篇报告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对提高全党的政策水平,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进行,起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任弼时把收集、起草的土改调研报告、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电报文稿等诸多材料都保存于这两个文件箱中。

  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任弼时将主要精力投入于研究党的政策中,还指导了工青妇方面事宜和《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在西柏坡,他不分昼夜地协助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对于依靠工人阶级、实现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促进革命转变以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融会贯通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时期,任弼时为了文件的取放方便、保管安全,将文件箱放置于寝室中,这两个跟随他一路艰辛转战陕北来到西柏坡的文件箱,继续承载着任弼时为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谋划的新使命。

  1949年3月23日,任弼时随同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这两个文件箱也被他一同带入北平。随着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木质文件箱光荣退役,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转而将其当作家具使用,盛放孩子的衣服,而密封较好的铁皮箱依旧用于存放文件。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后,箱子由陈琮英继续使用、保管。

  1976年,陈琮英先后将任弼时用过的这两个文件箱无偿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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